近来，在为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建言献策的热潮中，一个经济学界和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详的概念又被频频提起——“教育券”。有媒体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发出呼吁:“制定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旨在优化教育政策，促进教 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所以，不妨多做些诸如‘教育券’之类的政策创新。”

       关于“教育券”的设想，堪称经济学说史和教育制度史上最优美、可 爱的创新思维成果之一，自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世界各国迷之者甚众。它的思路简洁明了，逻辑如同剃刀一般锋利——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 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（即“教育券”）发给每位学生。家长和学生可自主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就读，不足部分自己支付，不再受学区或学校类别的限制，而学 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，用以支付办学费用。于是，学校间为争取学生而互相竞争（争取更多的学生就意味着争取了更多的政府教育经费），就必须努 力改善教育质量。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必然提高学校的效率和效能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一概念自2001年引进中国，于浙江省长兴县进行试验，立即在学界和媒体获得热烈赞誉。其影响所及，延绵至今，仍有许多论者把推行“教育券”制度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治本之策。少有人知的是，理想的“教育券”制度早已经为实践所否定。

        最先承认这一点的，是其当初最热情的鼓吹者之一、一向坚定地认为“市场从不失灵”的学者薛兆丰。2003年春，他的文章还鼓吹“教育券”的实施越简单越好、 越早越好，到了2005年底，即已另撰文章改口:“我一直认为教育券制度不仅能显著减少教育经费的错用，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。这个观点至今不改，但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，教育券面临三个根本的难题，使得它几乎不可能实施。相比之下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，才是提高教育效率的捷径。”

        两年后，另一位同样坚定地崇拜弗里德曼的青年学者冀志罡，也公开提出“教育券制度应当缓行”。他说:“教育券虽好，却不可行。一个好主意应该既优秀，又可行。真实的世界总是格外复杂，每个人都有利益所在，不像经济学家手里的数学符号可以随意搬弄。”

       在中国，若是连这两位都认为教育券制度不可行，那就是彻底的不可行了。

再看实践，“教育券”制度登陆中国的第一站——浙江长兴，后来有何下文？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当地官方获悉:“因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，教育券已不再发放。”—— 弗里德曼当初提出教育券设想，恰恰针对的就是美国免费义务教育由政府包办的弊端。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为治疗义务教育这个病，才研制出来这么一种药。为什么今 天反倒因为患上这个病了，却认为自己没有再服这个药的必要了呢？

        因为长兴当初真正试验的教育券，虽然名字确实叫这个可爱的名字，但实际上却 根本就不是其学界热情追捧者心目中的那个东东。弗里德曼设计教育券的初衷，只是为了提高效率，长兴搞的却是公平优先；弗里德曼设想的运行模式是“先发后 选，官随民选”；长兴教育券却是“先选后发，民随官选”；弗里德曼设想的教育券是激励家长去选好学校；长兴教育券却是激励家长去选弱势学校。弗里德曼生前 如果知道他的教育券理论被中国人实践成了这个样子，九旬老汉恐怕也会抓狂的吧？

        其实，虽然教育券设想提出55年来，在理论界一直热度不减， 但即使在其发源地美国，也一直没能推广开，至今只有几个小城市在零散地试验，而且其试验的路径也与弗里德曼的初衷大有距离。如最早（1990年秋开始）试 验的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，教育券计划的申请者绝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；1996年秋天俄亥俄州也开始针对贫民学校实施教育券计划。这种被社会学家加了料 的、只发给穷人孩子的“排富性教育券”，为周其仁教授所坚决拒斥——我猜，当他撰文热情夸赞密尔沃基的教育券试验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密尔沃基试验的正是他所 反对的这种排富济贫的“伪券”。

弗里德曼一生，曾经有过几次类似的“逻辑冒险”。为了把政府干预的危险极小化，把市场的作用极大化，他提出 过干脆取消美联储，提出过取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。相比之下，发放教育券不算是最脱离实际的建议。作为纯粹的理论思辨成果，它们的价值是一流的，甚至是 伟大的。其作为对于社会实践的警醒，譬如教育券设想对于政府办教育之无可避免的低效率的警醒，也将一直具有积极意义。但是，直接“拿来”制定改革方略？ ——还是别那么书生了吧！